有科学家相信，社会文明兴起与跌落、战争和浩劫以及重大科学发现和文化成就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是阶级斗争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可能是年平均温度的一般性变化和降水量的多寡。

　　毋庸置疑，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引发的像去年发生在巴黎、悉尼和阿姆斯特丹的种族暴乱，不用说是社会的一种不安定因素，然而它们也不过是下些毛毛雨罢了，而21世纪社会动荡的真正罪魁祸首将是气候。一些国家遭受旱灾，一些国家遭受水灾。于是，一些“饱受大自然之苦”的民族便到左邻右舍去强占“生活空间”。

　　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经远不止有过一次。欧洲的冰川解冻，亚洲的干旱年代，都引发过让地球上文明荡然无存的战争。连古希腊人都知道气候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不过只是到了今天，俄罗斯荣获列宁勋章的莫斯科动力学院动力全球问题实验室的科学家才绘制出了气候波动和社会历史的比较年表，该实验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克利缅科还对媒体谈了他们对“气候推动历史发展”说的初步看法。

　　如果简单地说，他们得出的结论如下：地区性的气候变坏，比如变冷或干旱无雨，往往总是伴随着一些伟大帝国的出现、智力型人物辈出、精神生活有新的建树与突破、天才发明层出不穷。可一旦气候变暖，帝国便土崩瓦解，人们也缺乏勇敢大胆的时代激情。

　　解冻天气葬送了帝国？

　　是解冻天气葬送了帝国？科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的理由是：公元前3200-3000年，地球上在3个地方诞生了3个伟大的文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历史学家认定为文明的有以下4个特点：出现了城市、有了劳动分工和中央集权、发明了文字。而在公元前第4个千年末之前，高度文明是不存在的。可这时一下子就冒出来3个，而且它们是完全孤立的。气候稍一改变，便诞生了3个文明，后来它们又统统让蛮夷消灭。

　　如果究其原因，那是因为当时自然条件突然变坏，不是干旱，便是气候变得奇寒，植物的生长期大大缩短，收成骤减，土地再也养不活原先的居民，于是这些居民被迫离开故土。这些游牧民族自己觉得是在漫无目的地流动，可只要从气候地图去查找他们的走向，便会发现他们实际上遵循的是湿度梯度，沿途消灭那些帝国。如果气候只是区域性变坏，而不是全球性的改变，就会是那些处在最恶劣环境的民族最终成为胜利者，因为他们再没退路。

　　科学家还列举了人类历史上的所谓“轴心时代”为例。那是公元前700-400年间，这段时间可以算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辉煌的时代。正是在那个时候，青铜时代最终被铁器时代所取代，全球不同角落实际上是一下子同时诞生了好几个世界性的宗教，出现了好几个帝国，其中有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稍后一些出现的有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秦王朝。“轴心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一切：世界观、对生活的看法，科技……可以说，“轴心时代”正好是历史上最冷的一个时期。

　　苏联解体也同全球变暖有关？

　　总之，在人类的记忆中，气候的变化确确实实是太大了，以至于古代历史学家斯特拉波和波里比阿都不相信3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的。希罗多德当时曾写道：黑海冬天封冻，黑海沿岸地区一年中有8个月冷得出奇，骑兵都能通过刻赤海峡的冰面。很多人都认为希罗多德是在杜撰。可是最近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他没有说错：在符合古希腊、罗马及其文化的克里米亚层面就找不到一粒葡萄种子。在一年有8个月冬天的地方，葡萄是不长的。当时就是意大利也种不了葡萄和油橄榄。葡萄只有在亚平宁半岛的最南端才能成熟。可罗马冬天得有40天都是积雪，台伯河封冻，冷得可是没法再冷了。顺便说说，正是这种奇冷开创了罗马帝国，甚至到了变暖阶段它仍旧非常强盛，当时整个半岛一直到最北端，到处都在种植葡萄和马林果。葡萄有了，可生长在比较凉爽气候里的山毛榉树林却不见了，退到了高山上。罗马帝国建国初期是城市被山毛榉树林包围，到好气候最高峰期开始出现危机，最后又是在外来蛮夷的入侵下土崩瓦解，出现了由哥特人和匈奴人起始的民族大迁徙，罗马帝国边界全线四处告急。当时出现了不少过去都没听说过的好战民族，他们所待的地方都特别寒冷。据早期基督文献记载，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冬天常降大雪，夏天冷得果树都不挂果，葡萄酒都带一种酸葡萄味。多瑙河和莱茵河经常封冻，蛮夷的骑兵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从冰上进犯罗马帝国边界。可如今即使多瑙河上游海拔1000米处也难见到冰雪。当年封冻的多瑙河为蛮夷铺就了一条轻易进攻帝国的通道，这在古希腊、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文献中都有记载。

　　克利缅科甚至认为，甚至苏联的解体也同全球变暖有关。只是历史还不是物理学，它没有什么硬性的结局，尽管不大可信，但也常有个例发生。因为地球上就从来没有过“平均和正常”的气候。不过尽管如此，地球上的每次变冷和转暖都一定会引发战争和民族的迁徙，从而构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